青年人该做怎样的青年人，青年人不知道，但青年人都在实践着

  我们出生在1980年代：没有经历过战争，没有经历过运动，没有经历过贫穷，没有更加高尚的理想，没有共同崇拜的英雄；我们把不靠谱当成习惯，把互相贬低当成爱好，把名利当成信仰，把迷茫当成方向；我们追逐日泛儿，追逐漫画，追逐倍受剥削的工作，追逐虚幻的快感，追逐每一个逝去的年代。当我们在别人眼里变得没有希望之时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，我们不必去迎合谁，不必去模仿谁，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变态速度的时代，而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在做的事。 
  　这段酷似电影《猜火车》开场白的文字，是一场名为“北京在呼叫”(Beijing Calling)的摇滚演出的一段文案，先后于2007年5月和11月在星光现场举办了两场。在这段文字后面，唯一被点名提及的摇滚前辈是英国朋克前锋The Clash及他们的主唱Joe Strummer，恍惚间让人以为来到了英伦摇滚重镇。然而，在“北京在呼叫”上集体亮相的众多乐队的不俗表现，真的让这篇英伦味的文案成了“80年代”乐队时代呼叫而至的宣言:“Beijing Calling，这不是一个前辈们所擅长的空洞口号，也不是划分小群体的狗屁字眼，更不会上升到“XX运动”的高度——这只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给自己的一次机会！”在网络上，人们甚至开始以“Beijing Calling”为标志划分乐队。10年前的“北京新声”运动开创了青年文化的新时代，10年后，“80后”开始渐渐成为北京摇滚的主力军。 
  　2007年11月，一个叫做“兵马司”的新创独立厂牌同时发行了Carsick Cars、Snapline、Joyside 3支乐队的专辑唱片，赢得独立界一片好评，更是成了“北京新新声”全面登场的标志性事件。于是，我们追随这帮年轻人贴身采访了一段时间，看看他们是怎样把机会施展成了“北京新新声”。 
  　四个音速新青年 
　　Carsick Cars(晕车的车)是目前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、也是赢得最多赞誉的北京新摇滚乐队，曾前往欧洲多次为美国噪音摇滚领袖Sonic Youth(音速青年)担任开场嘉宾，乐队吉他手Lee Ranaldo对他们的音乐欣赏有加。这个三人乐队成员都毕业于或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：主唱兼吉他手张守望，学的是信息工程，现在大三；贝司手李维思正在读研，学的是程序；鼓手、天津女孩李青毕业不到三年，干过桌面黄页的编辑等工作，现在兵马司做企宣。 
  　而Snapline(粉笔线)和Carsick Cars则仿佛是孪生兄弟乐队：它是李青一手组建的，李青弹吉他，李维思弹贝司，主唱陈曦是李青从小到大的朋友——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俩人都是一个学校，高考毕俩人都考到了北京，一个进了北理工，一个进了清华。现在，陈曦已是研三，将要毕业。 
  　而这四个乐手的相识，也相当有意思：李青和陈曦两人虽不在一个学校，却经常拿着吉他进行创作交流，并摸索着排练。当时两所大学里也有些乐队和乐手，但都是玩金属或流行，平时爱摆造型炫技术，与他俩的风格相去甚远。与此同时，与李青同在北理工的张守望也有着类似的苦恼，寻找同志成了当务之急。他先是在校内BBS的音乐版遇上了李维思。守望问：“你会弹贝司吗？”李维思说：“会点，不过只会No Wave(无浪潮)弹法。”“太好了，学长！”守望兴奋了，尤其当得知他们都喜欢The Velvet Underground(地下丝绒)和Suicide(自杀乐队)的时候。于是，两人开始排练，寻觅鼓手。守望说：“先是找过一个同学，但他打的特别次，有狠劲，但完全不在拍子上，没过多久，他也对此失去兴趣，消失了。”后来的某天下午，一个女孩过来看他们排练。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这个瘦瘦的、话不太多的女生，心里揣的是挖个贝司手的念头。 
 　两人随便问了一句：“你会打鼓吗？”那个女孩坐到了鼓凳上说：“试试吧。”她一打，哥俩激动起来，互相看看，心里都在赞叹，“打得太好了。”这女孩就是李青，而她之前并没有怎么摸过鼓。“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那同学打的太差，李青一上，我们觉得太好了。” 
 　结果，李青把李维思挖到她和陈曦乐队，组成了风格偏英式后朋克的Snapline，她自己也加盟了守望与李维思的乐队Carsick cars，风格偏向吉他噪音。守望还特地发明了一个新词“Panda Noise”，他的解释是：“熊猫是中国特产的动物，我们的噪音跟熊猫一样，也有中国的特点。”这个能翻译成“晕车的车”的名字，究竟何时何地所起，缘何而得？守望想不起来了，但乐队成立的时间李青记得，2005年3月8日，妇女节。 
 　当时李青有把学校的吉他协会钥匙，他们在那排练，但协会里的其他成员都看不惯Carsick Cars的音乐，在他们眼里噪音也叫音乐吗？有次排练，他们冲进来，把三人赶了出去。这可能是学校生活中恶劣的一面，虽然李维思和陈曦都读了研，但守望不想考，他觉得学校里的东西对人几乎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 
    现在，这四个人的两支乐队都在北京新成立的音乐厂牌兵马司旗下，他们说他们是“亲密的战友”与“无间的伙伴”。 
    张守望：孤绝而良善的生活 
　　1月12日晚10点，在愚公移山的“心摇滚”演出上，Carsick cars作为压轴乐队最后一个出场了。守望一上台，对着话筒说：“本来不是这么设计的，本来应该是PK14。”似乎对他们作为压轴乐队略感歉意，而台下的观众则用当晚最热烈的激情反驳了他。刚刚23岁的守望留着小胡子，像是一个没走出青春期的大孩子，平时话不多，语速也很慢，在舞台上台风内敛到显出羞涩的地步，微微弯腰，偶尔轻轻侧身，惟独扫弦是迅猛的，嗓音略带压抑，但又能显出清亮和纯真的底色。在唱《中南海》那首歌的时候，照例是很多人往舞台上扔中南海烟和烟盒，照例是，在他们演出结束后，观众们再三鼓掌要求返场。 
    2008年元旦前的一次“水陆观音”实验音乐/噪音的演出上，守望也出现了。他站在台下，就像他这个年龄的少年一样沉默地站着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别人和他说话，几乎是问一句答一句。但当他上台，用一把吉他展示他极具潜力的先锋吉他演奏技术，台下的观众轻易地就被他镇住了。有资深乐迷说：守望，前途无量。 
    而这个小伙子，除了Carsick Cars外，还有2005年组建的White No.1，一个7人的大乐队，他在里面担任吉他手和指挥，随后组建White 2J，他演奏电子琴。2007年，Carsick Cars担任Sonic Youth欧洲巡演的暖场乐队，White乐队和守望个人在欧洲进行了一系列演出，包括Sonar、Full Pull、Frischzelle等著名音乐节。 
   这个先锋吉他手最早接触到吉他是高中时他妈妈给他买的，最早弹的曲子是《小草》：拿到吉他兴奋地报了个班，结果来了个金属大汉，留着长发教他弹“小草”。几节课下来，守望觉得实在太无聊，落荒而逃。后来，地下摇滚鼻祖Velvet Underground以救星的身份出现了。“我特别喜欢Velvet Underground，后来看一篇文章介绍他们，讲了乐队比较特别的调弦法。我照着他们的路数一调琴，发现比原来好弹多了。”于是，被《小草》摧毁的乐趣和动力，又回来了。 
    Carsick Cars成立后，他们排的第一首歌就是VelvetUnderground的《Sunday morning》。现在说起来，守望依旧觉得Velvet Underground对他的影响最大，尤其是演奏的方式。在守望的“从艺”道路上，还有另一个乐队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，那就是北京朋克乐队Joyside。高考完后，守望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摇滚演出，Joyside在尚都。看完，他一个人翻墙进了紫竹院，在那里呆了一个晚上，想了很多事情。守望说：“此起彼伏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然后下决心要做乐队，做个好乐队”。可以说，当时，他看到了摇滚乐，尤其是Joyside那种摇滚乐形态，于是他才疯狂地想组乐队。现在私下里，守望和Joyside也都是朋友，虽然边远(Joyside主唱)和守望的性情绝不相同：一个是酒神式的，一个是要成为“另一个自己”。 
    守望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：“有没有一种人想方设法地活在一个面具里面呢？面具不一定是谎言和虚伪，但他就是从出生就开始憎恨自己的一切，而要变成另一个人。他们要不就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，高高兴兴略带阴暗的过一辈子。或者没变成内个人最后特别痛苦抑郁一生，好像安迪·沃荷尔就是这种人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是那么崇拜他……”对守望来说，安迪沃霍尔是他的偶像之一，而他也越来越像自己的偶像。守望不希望认识那么多人，在演出现场有那么认识的人要去说话，守望斩钉截铁地说，他讨厌社交。 
    现在，守望和兵马司里一个叫做“遥望”的朋友合租了一个两居室，两人都沉默寡言，都不爱社交，平时的生活孤绝而宁静。守望的房间也有点空：没有电脑，没有太多书和碟，他说电脑在父母家没搬来，因为上网太浪费时间了。除了几件衣服，柜子都还空着。床上方挂着一副波普风格的画，是一个也喜欢安迪·沃霍尔的朋友画的。这个房子的租金是2700，守望他们租下来是2400，而这里面还有个好玩的故事：当时守望去看房子，发现房主有很多带钉的皮夹克靴子，一问原来房主当年也是个摇滚青年，得知守望是搞乐队的，房主大方地说：“给你们降点。”这个房主还让守望有演出的时候叫他过去玩，他去了几次，次次都畅快痛饮。 
    乐手们少有能靠演出维持生计的，守望的生活来源也很有趣：他去年帮奶奶炒股，挣了不少钱，暂时靠那些钱生活。同时，他爱好摄影，有朋友开了个设计工作室，他偶尔会把自己的作品，提供给对方，这也会给他带来点收入。聊起摄影，守望说，他拍的更多是建筑，他从不拍人，他不喜欢跟人交流，也不喜欢用镜头跟人交流。 
    对于守望和他身边的这几个乐手来说，他们和上一代音乐人太不一样了，至少在表面上没那么挣扎没那么死磕：高学历，有生活来源，与父母的关系没那么紧张，与整个世界也不敌对。前几天守望和张晓舟在酒吧遇到一个出生于70年代的、当年的主唱。他对张晓舟说：“我就是要为中国人做这些事，你不喜欢我无所谓，但我一定要为中国人……”守望后来感慨：“上一代艺术家太可怕了！”在Carsick Cars专辑里，有首歌叫做《和声》，因为这首歌是专辑里唯一有和声的一首，但因为歌曲的内容，这首歌也曾想过改名为《Rock & Roll Hero》。为什么最后没有改名，守望语焉不详，但对他来说，他既没想过成为摇滚英雄，也没想过成为艺术家。 
    李姓家族：战友、伙伴和恋人 
　　守望还记得李青第一次到他们排练室时的情景：她靠在墙边抽烟，穿着大靴子，一身黑，特别酷(这个感觉在李维思那里可能还有不一样的意义)。现在看起来，李青表面上丝毫不像个特别酷的乐手，她出现在舞台时的衣服和生活中是一样的：普通的毛衣普通的仔裤普通的球鞋，在天津老家楼下花5块钱剪的头发——每到该剪头发了，她就跑回家花5块钱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她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就是“酷”。 
    豆瓣上最近成立了一个名为“男性骨肉皮”的小组，无数人在说李青酷：“我看到她在别的乐队演出时pogo了，太帅了”；“我看到她在音乐节上卖碟了，真酷”；“她太有范儿了”……有人说“爱生活爱李青”，还有人号称要为女摇滚乐手怀孕堕胎，但李青没有回应他们，“不知道怎么回，有点尴尬”，李青不是个很善于和别人打交道的人。每次演出有个乐迷都会来找李青签名，李青问为什么签那么多啊，那乐迷答不上来什么，李青次次都给他签。 
    现在，李青和李维思不仅同在两个乐队，“是战友是伙伴”，而且还是恋人——第一次见面，他们就有“眼熟”的亲切感，仿佛在对方眼里看到自己。对于这么多男性骨肉皮喜欢李青，李维思说：“挺好的！”，说的时候仿佛心不在焉。 
    他们住在鼓楼附近，是李维思父母原来住的房子。当我们跟李青说要去她家里拍摄的时候，她哀求地说：“能不能不拍啊，太乱了。”我们到的时候，已经是她花了很久收拾后的样子：卧室里柜子外的地方，沿着墙边堆满了书碟乐器杂物等，电视机上满是灰尘，另一个闲置的房间地上堆的东西多到无法下脚，客厅还好，但李青说冰箱好久都没收拾了，上次是一个朋友看不过去帮着收拾的，结果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该扔的垃圾，朋友走的时候提着巨大的一个垃圾袋下去了，李青蔫蔫地说：“我特懒。” 
    李青是个懒得收拾的人，而李维思则是个懒得说话的人，谈到任何东西，都是李青在答言。我们去他家的时候，他正在电脑上做他的图形学作业——屏幕上是放大了的密密麻麻的字母、方程式……他说：“很麻烦，总算这是这学期最后一个作业了。”他每周有三天的课需要去学校，学校在中关村，去一次就是一次身体和精力的透支。他需要读两年，毕业后，他的对口工作是开发游戏，“估计以后我就干那个了”。 
    李青和李维思的关系也使得这两支乐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：一起成立、一起演出、一起思考、一起成长。但对李青来说，作为Carsick Cars的鼓手，仿佛是她意外的收获，她也从来不会觉得她在Carsick Cars是次要的角色，但她仍旧会经常担忧：“为什么大家往往说她是Carsick Cars的鼓手？”、“为什么Snapline不能做得更好？”豆瓣上Snapline的小组就是李青成立的，最开始的时候很冷清，李青就经常发帖子，她还曾发过一个好玩的“师生粉笔战”的flash视频。当摩登天空的合辑要找这两个乐队单独录歌的时候，李青就担心Carsick Cars有不少歌，而Snapline没什么歌，这么办呢？！在乐队的事情上，她非常用心。想得太多，操心太多，李青都觉得自己如此投入并给自己那么多压力是不是太“不好”了：“特别有征服欲，又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，但性格又这么闷，黑暗中的王者吧，有点悲壮哈！”现在她没那么在意了，状态放松了很多。 
    这几个人互相聊起对方，都有点尴尬地评论着彼此：李青觉得守望少年有成，守望说这仿佛是班主任对学生的评定。李青在这四人中，作为唯一的女性，确实是对他们有点“呵护”之意，而她身上的倔强，被守望赞为执着。 
    陈曦，一个研究核物理的神经质 
　　在陈曦身上，集中体现着“北京新新声”的特点：他本科学的是力学，现在读本校的研究生，专业是核物理，马上将要毕业，毕业后的对口工作应该是核潜艇。在1月24日的毕业典礼上，陈曦并没有在考虑工作着落的问题，因为他已经开始在微软上班了——读研的时候，他就经常到微软的内部培训课程上给他们的员工上课，内容是微软新研发的一个软件，他是国内熟悉这个软件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。毕业后，他顺理成章地去了这家国际大公司。去上班前，他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，乐队的人兴高采烈：以后排练有专车了。2008年，陈曦还有个个人打算是结婚。很难想像这样一个生活有序并日渐中产的人，在舞台上竟然是那么一个台风极其神经质的主唱。 
   陈曦高中时和李青都在理科特长班，那时李青已经接触到了摇滚乐，而陈曦则在听古典和流行，包括林志炫、张雨生等等。本来两人并没有音乐交集，但因为陈曦读很多文学作品，如卡夫卡、托斯妥耶夫斯基等，在班里是个很另类的角色。那时候语文老师很喜欢陈曦，李青还记得当时他的作文《雪山顶上的豹子》在班里作为范文朗读。 
   上了大学到了北京后，李青有一天拿着Radiohead等一堆CD去找陈曦，给他听。开始他觉得没什么，后来狂热地喜欢上了Radiohead，到现在，李青担心的是：如果他走不出Radiohead怎么办。目前陈曦最喜欢的三个乐队是：Radiohead、The Cure、Joy Division。陈曦的摇滚之路，李青功不可没。 
    在陈曦眼里，李青是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，而陈曦，对待乐队多少有点吊儿郎当，有一次排练，李青让陈曦来，结果等了两个小时，他打电话过来说他家来了很多朋友，特热闹，让李青也过去。还有的时候陈曦没有什么理由却问李青：那个演出我能不能不去啊。李青觉得他可能想要一种体面的中产生活，然后有个乐队玩而已，而李青是满心思要把乐队做好，于是两人就有点分歧，李青经常很伤心，她说：“我跟他交流了几年了，还这样，说服不了他，就把杨海崧拉来说他。”陈曦说起来大笑：“别的乐队都是主唱说我把乐手都炒了如何如何，我却是冒着被炒的危险，哈。”陈曦说自己也并非太有生活理想，他觉得在生活中该负责的要负责，比如结婚，在微软上班，他也没发现这个工作有令自己不能忍受的东西。“音乐对我很重要，但生活有很多面的。”陈曦说自己不想做摇滚明星，但这个理由当然说服不了李青，后来，杨海崧和陈曦聊了一次，把陈曦说得“服了”。杨海崧当时说：当不当摇滚明星，还没到那份上呢。提起这事，杨海崧笑着说：“我担任的就是个‘大妈’的角色！” 
    “大妈”杨海崧 
　　杨海崧是PK14的主唱，兵马司唱片的CEO，这个70后对自己担任的80后的“大妈”角色，颇有心得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北京新新声乐队成立大多才两年多，每个人的志向都尚未真正确立，问题总是会有的。而且从地下到签公司，每个人都开始面临问题了。问题当然总会有，李青淡淡而倔强地说：“我们会一直做下去，做自己喜欢的音乐。”比起PK14那些老乐队，杨海崧觉得这些新乐队可能太容易得到某些东西了，也没怎么经历过咬牙的时期。与上一代乐队的不同归不同，杨海崧说：“永远不要觉得你代表了一代人，没人能代表得了。北京新新声，也未尝能代表这个时代，甚至北京。但北京，如果从历史的长流来看，它肯定会选中它希望被代表的人。” 
    两年前，PK14从欧洲巡演回来，杨海崧在一次摇滚演出上看到了Carsick Cars和Snapline等很多乐队，他当时觉得非常喜欢这些乐队，很涩，很年轻，很有冲劲，什么都不怵。但后来，当时出现的很多乐队在舞台上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圆滑，杨海崧就觉得没那么好玩了，Carsick Cars和Snapline是令他一直没有失望的乐队。 
    当时杨海崧和他们认识了，但不怎么熟，直到去年年底，守望给他打电话，请他为Carsick Cars的专辑担任制作人，他和这三个人在音乐上进行了很多交流和磨合，才慢慢熟悉起来，然后直到现在的“大妈”角色：他希望他们都是“强”的人，能把一切都扛过去。而现在，他很愿意自己作为一个参照，来发现新新声们身上的特点： 
    和70后出生的那些人相比，新新声们的状态更放松，不像杨海崧他们当时资讯量少，每接触一个新东西，就会感到面临选择时才感到的紧张；新新声们接触摇滚乐并没有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里的感觉，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跟主流跟周围的朋友是差不多的，不像他们当年一听摇滚乐，价值观立即与周围格格不入了；新新声们不经常怀疑自己，而是判断对方，而他们当年会首先觉得自己有问题；新新声们更多开始用英语写歌词，受西方音乐的影响，英文歌词更容易满足自己的审美，而且英文似乎就是新新声的语言，而他们当年之所以做唱片就是要用中文表达态度、价值观、传达信息；新新声们已经不再追求摇滚乐的Dangerous(危险性)，而他们当时喜欢现在也喜欢的依旧是摇滚乐的颠覆力…… 
    兴许就是因为这种种的不同，杨海崧和他们的关系才有那么多的活力——这些问题他们几乎都是以激烈争吵的方式来谈论的。在杨海崧的主导下，兵马司已签或将签的乐队如刺猬、24h、怪力、赌鬼、SMZB(生命之饼)、过失、White、Ourself Beside Me、嘎调等等，可能都会在杨海崧的映照下，更深地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身处其中的北京新新声。 
    再大声一些，兵马司和新新声们 
　　可以这么说吧：一开始兵马司唱片是为Carsick Cars而成立的。 
    早在2003年，守望还叫张耕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，有一次，他身穿Velvet Underground T恤去看美好药店的演出，当时一个名叫Michael Pettis的纽约人跟他搭讪，聊起了Velvet Underground，彼此都感觉非常投缘，很快两人就成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音乐的好朋友。　再后来，张耕因为喜欢《麦田守望者》那本书，在论坛上注册了“守望”这名字，而Michael则在蓝旗营开办了D22俱乐部。这个大有来头的Michael，首先是一个骨灰级的摇滚乐迷，而且还是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活动家：80年代初他就在纽约开过著名的Sin俱乐部，这个位于CBGB旁边的酒吧也是纽约地下音乐猛士们的重要据点，Sonic Youth、John Zorn这些后来的巨匠，都是当时酒吧舞台上活跃的常客。他平时的职业在金融领域，google一下此人，网页多半跟华尔街有关。最近这几年，他在中国的工作身份是北大经济学教师、金融投资顾问。 
    Michael给守望推荐音乐，并鼓励他进行创作。“当时身边也没什么气氛，同学没人听摇滚，其他的渠道也不多，Michael对我的帮助特别大，”守望说起来很感谢Michael。若干年后，当颜峻要给Carsick Cars、哪吒、后海大鲨鱼办一场演出的时候，守望很自然而然的就想起了Michael送他的那张著名合辑《No New York》。“我特别喜欢那张《No New York》，而哪吒、后海(大鲨鱼)这些乐队也的确跟之前的北京摇滚不一样，他们的想法很新，就像当年的No New York里的那帮人一样，所以做宣传的时候就用了No Beijing这个词。”这个刚刚成长起来的主唱，成了No Beijing运动的发起人。 
    D22随便哪个常客都知道，Michael对Carcisk Cars的感情不同一般，他非常偏爱他们，为他们感到骄傲。2007年初，在Michael的投资下，Carcisk Cars进棚录制唱片，制作人是杨海崧。后来，专辑录制完毕，在德国制作了母带，等待发行。乐队能想到的只有摩登天空，交涉后却打消了让其发表的念头，鼓手李青说：“不管开的条件如何，摩登给我们的感觉是，好吧，我可以为你们发唱片，但仅仅是把它给发了，不会给乐队一个推进，一个保护，因为唱片没办法为他们赢利。”Michael得知此事非常关心，一次杨海崧对他说：“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真的可以自己做一个唱片公司，这类唱片公司在中国很少，也花不了多少钱。到时需要加工唱片、出版这方面的帮助，我都可以介绍朋友给你。”考虑之后，Michael回了一趟美国，真的拉来了投资，于是才有了兵马司唱片。2007年8月公司成立了，第一批发行了三张专辑：Carcisk Cars、Snapline和Joyside。去年的几个音乐节上，兵马司唱片都设了摊位，每次短短几天，都能卖出几百张CD，这让当企宣的李青非常兴奋，而兵马司的人个个都感觉到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 
    兵马司的工作人员只有4个，厂牌经理杨海淞，宣传李青，发行TR，艺术设计是PK14的鼓手Johnny。Johnny是瑞典人，从小就跟随做记者的父母来到中国，在香港时他自学设计，之后还在北京和朋友开过一家设计公司，因为太忙而辞去工作，专心于打鼓。最累的人当属TR，他为公司能建立自己的发行渠道，真的是背着书包满中国跑。 
  　又是鼓手又是吉他手又是企宣的李青则更忙碌，杨海崧说她几乎就是“操心的命”。她来兵马司的时候，跟Michael开玩笑说，原来的单位倒闭了，每个月只拿1000块钱，Michael说那你来兵马司吧，我可以给你2000。”被两个乐队的排练搞得团团转的李青，又多了一份工作，而且这个曾被人们形容为非常内向的姑娘，如今提起厂牌大业，已然滔滔不绝。 
    现在兵马司在东棉花胡同有了自己的“店”，兵马司又多了一个员工来看管店面，遥望，就是一直在D22卖票的那个和守望一起租房子的小伙子。 
    兵马司唱片已经初具规模和影响力了，而杨海崧说，对于兵马司能不能推动北京新新声，他一点也不关心，他关心的是这个厂牌是否在做推好的音乐和乐队，并让他们走得越来越远。但Michael则希望这个厂牌的声音越大越好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只是北京新新声的第一击，而兵马司应该和乐队里那些年轻而有力的生命一样，声音可能会越来越大。 
    后记：青年人该做怎样的青年人 
　　采访的第二天，PK14将奔赴瑞典，录制他们的第三张专辑。当天杨海崧背着包满北京奔忙着处理个人和乐队临走前的各种事务，但他还是在去使馆拿签证前，抽出了两个小时。虽然他聊了不少，但呈现在版面上的内容并不多，更多的谈话，成为了呈现北京新新声的“背景音乐”。不过他的能量，似乎在采访中处处可见，那来自朋克、左派、知识分子、CEO的能量不是爆发式的，也没有丝毫刻意的渲染，而是稳健地感染着他周围的每个人。 
　守望，这个已经有了沉潜的品质的少年，语速慢到让人着急，谁说少年心事当拿云，守望是《麦田守望者》的守望。李青，李维思，宁静而执拗的人是有福的。陈曦，一个神经质的幽灵在微软里游荡…… 
  青年人该做怎样的青年人，青年人不知道，但青年人都在实践着